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九十一·经籍考十八

作者:马端临
  ○史(正史各门总 正史)

  《隋·经籍志》曰:古者天下诸侯,必有国史,以记言行,后世多务,其道弥繁。夏、殷巳上,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;周则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分掌其事,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。又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引《周志》、《郑书》之说,推寻事迹,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,后又合而撰之,总成书记。其后陵夷衰乱,史官放绝。秦灭先王之典,遗制莫存。至汉武帝时,始置太史公,命司马谈为之,以掌其职。时天下计书,皆先上太史,副上丞相,遗文古事,靡不毕臻。

  谈乃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成一家之言。谈卒,其子迁又为太史令,嗣成其志。上自黄帝,迄於炎汉,合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谓之《史记》。迁卒以后,好事者亦颇著述,然多浅鄙,不足相继。至后汉,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,并讥正前失。

  彪卒,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。以为唐、虞、三代,世有典籍,史迁所记,乃以汉氏继於百王之末,非其义也。故断自高祖,终於孝平王莽之诛,为十二纪、八表、十志、六十九传。潜心积思二十余年,建初中,始奏表及纪传,其十志竟不能就。固卒后,始命曹大家续成之。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,与诸先辈陈宗、尹敏、孟冀等共成《光武本纪》,擢固为郎,典校秘书。固撰后汉事,作列传、载纪二十八篇。其后,刘、刘毅、刘陶、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,谓之《汉纪》。

  及三国鼎峙,魏氏及吴并有史官。晋时,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,唯魏帝为纪,其功臣及吴、蜀之主并皆为传,仍各依其国,部类相从,谓之《三国志》。寿卒后,梁州大中正范颖表奏其事,帝诏河南尹、洛阳令就寿家写之。自是世有著述,皆拟班、马以为正史,作者尤广,一代之史,至数十家。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师法相传,并有解释。《三国志》及范晔《后汉书》虽有音注,既近世之作,并读之可知。梁时明《汉书》有刘显、韦棱,陈时有姚察,隋代有包恺、萧该,并为名家。《史记》传者甚微,今依其世代,聚而编之,以备正史。

  晁氏曰:后世述史者,其体有三:编年者,以事系日月,而总之於年,盖本左邱;明纪传者,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,盖本於司马迁;实录者,其名起於萧梁,至唐而盛,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,以备史官采择而巳,初无制作之意,不足道也。若编年、纪传,则各有所长,殆未易以优劣论。虽然,编年所载,於一国治乱之事为详,纪传所载,於一人善恶之迹为详。用此言之,编年似优,又其来最古。而人皆以纪传便於披阅,独行於世,号为正史,不亦异乎!

  王氏《挥麈录》曰:凡史官纪事,所因者例有四:一曰时政记,则宰执朝夕议政、君臣之奏对之语也;二曰起居注,则左、右史所记言动也;三曰日历,则因时政记、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,旧属史馆,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按,著作郎佐主之;四曰臣僚墓碑行状,则其家之所上也。四者,惟时政,执政之所日录,於一时政事最为详备。左、右史虽二员,然轮日侍立,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,所赖者臣僚所申,而又多务省事,凡经上殿,止称别无所得圣语,则可得而记录者,百司关报而已。日历非二者所有,不敢有所附益。臣僚行状於士大夫行事为详,而人多以其出於门生子弟之类,以为虚辞溢美,不足取信。虽然,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足以为信可也,所载事迹,以同时之人考之,自不可诬,亦何可尽废云。

  《汉志》:九家,四百一十一篇(元附《春秋》,今入史门)。

  按:班孟坚《艺文志》,《七略》无史类,以《世本》以下诸书附於《六艺略·春秋》之后。盖《春秋》即古史,而《春秋》之后,惟秦、汉之事,编帙不多,故不必特立史部。后来传代既久,史言渐多,而述作之体亦不一,《隋志》史之类已有十三门,唐以后之志皆因之。然《汉志》所录《世本》以下九书,《隋志》则以《太史公书》入正史门,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入杂史门,而其余诸书,则后学所不尽见,无由知其合入何门矣,故姑以此九者尽置之正史之首云。

  《隋志》:六十七部,三千八十三卷(通计亡书,合八十部,四千三十卷)。

  《唐志》:正史、集史共七十五家,九十六部,五千一百有七卷。

  《宋三朝志》:二十六部,二千一十卷。  《宋两朝志》:六部,五百五十六卷。

  《宋四朝志》:一十三部,一千一百六十七卷。

  《宋中兴志》:三十九家,四十二部,二千八百七十七卷。

  右正史。  《隋·经籍志》:自史官放绝,作者相承,皆以班、马为准。汉献帝雅好典籍,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,命颖川荀悦作《春秋左传》之体,为《汉纪》三十篇,言约而事详,辨论多美,大行於世。至晋大康元年,汲郡人发魏襄王冢,得古竹简书,字皆科斗。帝命中书监荀勋、令和峤等,撰次为十五部,八十七卷。

  多杂碎怪妄,不可训知,唯《周易》、《纪年》最为分了。其《周易》上下篇与今正同。《纪年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,起自夏、殷、周三代王事,无诸侯国别。唯特记晋国,起自殇叔,次文侯、昭侯,以至曲沃庄伯。尽晋国灭,独记魏事。下至魏哀王,谓之“今王”,盖魏国之史记也。其著书皆编年相次,文意但以《春秋经》,诸所记事多与《春秋左氏》扶同。学者因之,以为《春秋》则古史记之正法,有所著述,多依《春秋》之体。今依其世代,编而叙之,以见作者之别,谓之古史。

  《宋三朝艺文志》:编年之作,盖《春秋》旧,自东汉后,变名滋多,至北齐,或曰纪,或曰春秋,或曰略,或曰典,或曰志,梁有《皇帝实录》,唐贞观中,作《高祖实录》,自是讫皇朝为之。

  《隋志》:三十四部,六百六十六卷。

  《唐志》:四十一家,四十八部,九百四十七卷(失姓名四家,柳芳以下不著录十九家,三百五十五卷)。

  《唐志》:实录二十八部,三百四十五卷(刘知几以下不著录四百五十七卷)。  按: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,惟《唐志》专立实录一门,《隋史》以实录附杂史,《宋志》以实录附编年,今从《宋志》。  《宋四朝志》:二十四部,一千二百一十卷(宋敏求武宗以下,元入杂史门,今附此)。

  《宋中兴志》:七十一家,八十七部,二千四百九十一卷。

  右编年。

  《隋·经籍志》:起居注者,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。《春秋传》曰:“君举必书。”《周官》:内史掌王之命,遂书其副而藏之,是其职也。汉武帝有《禁中起居注》,后汉明德马后撰《明帝起居注》。然则汉时起居,似在宫中,为女史之职,然皆零落,不可复知。今之存者,有汉献帝及晋代山来《起居注》,皆近侍之臣所录。晋时又复《汲冢书》,有《穆天子传》,体制与今起居注同,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。近代以来,别有其职,事在《百官志》。今依其先后,编而次之。其伪国起居,唯《南燕》一卷,不可别出,附之於此。

  《宋三朝艺文志》:古者左史记言,右史记动。厥后有起居注,盖记动也;时政纪,盖记言也;又有日历,兼言动而成之。淳化以来,悉备其书。唐录编年之外,又有起居注,类前代记注。今惟《唐创业起居注》存焉,余悉亡逸。国朝起居注、时政记、日历秘有司,不列於此。  《隋志》:四十四部,一千一百八十九卷。

  《唐志》:六家,三十八部,一千二百七十二卷(失姓名二十六家,《开元起居注》以下不著录三家)。

  《唐志》:诏令十一部,三百五卷(失姓名十家,温彦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,二百二十二卷)。

  按:《唐志》特立诏令一门,历代史皆无之。按古左史记言,右史记动,后官制中起居郎、起居舍人,即左、右之任也。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,庶从其类云。

  《宋中兴志》:七部,四千三百一十二卷(本志元以实录、日历俱入编年,今除实录入编年外,以日历附於起居注)。

  右起居注。  ※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

  晁氏曰: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。创为义例,起黄帝,迄於获麟之岁。

  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,十年表以贯岁月,八书以纪政事,三十世家以叙公侯,七十列传以志士庶。上下三千余载,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。迁没后,缺《景》、《武纪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律书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传》、《靳蒯列传》等十篇。元、成,褚少孙追补,及益以武帝后事,辞旨浅鄙,不及迁书远甚。迁书,旧裴る为之解云。班固常讥迁,“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”。后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。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,愤其身之所遭,寓之於书,有所激而为此言耳,非其心所谓诚然也。当武帝之世,表章儒术,而罢黜百家,宜乎大治,而穷奢极侈,海内凋敝,反不若文、景尚黄、老时人主恭俭,天下饶给。此其所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也。武帝用法刻深,群臣一言忤旨,辄下吏诛,而当刑者,得以货免。迁之遭李陵之祸,家贫无财贿自赎,交游莫救,卒陷腐刑。其进奸雄者,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,不能脱巳於祸,故曰:

  “士贫窘得委命,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?”其羞贫贱者,盖自伤特以贫故,不能自免於形戮,故曰:“‘千金之子,不死於市’,非空言也。”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,过矣!

  陈氏曰:汉太史令夏阳司马迁子长撰,宋南中郎参军河东裴る集注。按:班固云: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述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讫於大汉,斯以勤矣。十篇阙,有录亡书。张晏曰:迁没之后,亡《景》、《武》、《纪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兵书》、《汉兴将相年表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》、《靳蒯傅歙列传》。元、成之,褚先生补作《武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传》,言辞鄙陋,非迁本意也。

  颜师古曰:本无《兵书》,张说非也。今按此十篇者,皆具在。褚所补《武纪》全写《封禅书》,《三王世家》但述封拜策书,二列传皆猥酿不足进。而其余六篇,《景纪》最疏略,《礼》、《乐书》讠誊荀子《礼论》、河王《乐纪》,《传靳列传》与《汉书》同,而《将相年表》迄鸿嘉,则未知何人所补也。褚先生者,名少孙。裴る即注《三国志》松之之子也。始徐广作《史记音义》,る本之以成《集解》。窃尝谓著书立言,述旧易,作古难,六{艹执}之后,有四人焉。

  摭实而有文采者,左氏也;冯虚而有理致者,庄子也;屈原变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而为《离骚》;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,者前未有比,后可以为法,非豪杰特起之士,其孰能之?

  李方叔《师友读书记》曰: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,故其用意远,扬雄、班固之论不得实(见班固《司马迁传》)。《秦始皇本纪》皆讥武帝也,可以推求《史记》,其意深远,则其言愈缓,其事繁碎,则其言愈简,此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义也。  《朱子语录》曰:司马迁才高识亦高,但粗率。太史公三代本纪,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,《高帝纪》又言“色尚黄,朝以十月”,此固有深意。且以孔、颜而行夏时,乘殷辂,服周冕,用《韶》舞,则固好;以刘季为之,则亦未济事在。

  曹器远云:“黄屋左纛,朝以十月,葬长陵。此事大事,所以书在后。”先生云:“某尝谓《史记》恐是个未成底文字,故记载无叙,有疏阔不接续处,如此等是也。”

 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,以为非汉儒所及,某尝痛与之辨。子由《古史》言马迁“浅陋而不学,疏略而轻信”,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,伯恭极恶之。《古史序》云:古之帝王,其必为善,如火之必热,水之必寒;其不为不善,如驺虞之不杀,窃脂之不。此语最好。某尝问伯恭,此岂马迁所能及?然子由之语虽好,又自有病处,如云“帝王之道,以无为宗”之类。他只说得个头势大,然下面工夫,又皆空疏。亦犹马迁《礼书》云:“大哉,礼乐之道!洋洋乎,鼓舞万物,役使群动。”说得头势甚大,然下面亦空疏,引荀子诸说以足之,又如《诸侯年表》盛言:“形势之利,有国者不可无。”末云:“形势虽强,要以行义为本。”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,而其末如此说者,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,不得不说,且说教好看。如《礼书》所云,亦此意也。伯恭极喜渠此等说,以为迁知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为得圣人为邦之法,非汉儒所及。此亦众所共知,何必马迁?然迁尝从董仲舒游,《史记》中有“余闻之董生”云,此等语言,亦有所自来也。迁之学,也说仁义,也说诈力,也用权谋,也用功利,然其本意只在於权谋功利。又如《伯夷传》,孔子正说伯夷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”,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,尽说坏了伯夷。子由《古史》皆删去之,尽用孔子之语作传,岂可以子由为非,马迁为是?可惜子由死了,此论至死不曾明。圣贤以《六经》垂训,炳若丹青,无非仁义道德之说。今求义理,不於《六经》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,亦惑之甚矣!

  东莱吕氏曰:太史公之书法,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?其指意之深远,寄兴之悠长,微而显,绝而续,正而变,文见於此而起义於彼,有若鱼龙之变化,不可得而踪迹者矣!读是书者,可不参考互观,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?

  夹氵祭郑氏曰:仲尼既没,诸子百家兴焉,各效《论语》,以空言著书,至於历代实迹,无所统系。迨汉建元、元封之后,司马氏父子出焉,世司典籍,工於制作,故能上稽仲尼之意,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,通皇帝、尧、舜,至於秦、汉之世,勒成一书,分为五体,本纪记年,世家传代,表以正历,书以类事,传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,史官不能易其法,学者不能舍其书,《六经》之后,惟有此作。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,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!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。然大著述者,必深於博雅,而尽见天下之书,然后无恨。当迁之时,挟书之律初除,得书之路未广,亘三千年之史籍,而於七八种书。所可为迁恨者,博不足也。凡著书,虽杂前人之书,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,楚人也,所见多矣,而其书皆楚人之词,公羊,齐人也,所闻多矣,而其书皆齐人之语。今迁书全用旧文,以俚俗,良由采摭未备,笔削不遑。故曰:“余不敢堕先人言,乃述故事,整齐其传,非所作也。”刘知几亦讥其“多聚旧记,时插新言”。所可为迁恨者,雅不足也。大扌氏开基之人,不免草创,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。晋之《乘》,楚之《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,其实一也。《乘》、《杌》无善后之人,故俱不行;《春秋》得仲尼挽之於前,左氏推之於后,故其书与日月并传。不然,则一卷事目,安能行於世?自《春秋》之后,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摸,不幸班固非其人,遂失会通之旨,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。先公曰:太史公整齐世传,论次其文,七年而遭李陵之祸,於是述陶唐迄获麟止。是《史记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书(年数张中节说)以七年而成。  ※《前汉书》一卷

  晁氏曰:后汉元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《史记》撰。十二帝纪,八年表,十本志,七十列传。起高祖,终於王莽之诛,二百三十九年,凡八十余万字。固既瘦死,书颇散乱,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,内八表、《天文志》皆其所补也。唐太宗子承干,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。范晔讥固饰王阙,盖亦不然。其赞多微文,顾读者弗察耳。刘知几又诋其《古今人物表》无益於汉史。此论诚然,但非固之罪也。至谓受金鬻笔,固虽谄附匪人,亦何至是欤?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、王商、扬雄、歆、向旧文润色之,故其文章首尾皆善,而中颇冗琐,良由固之才,视数子微劣耳。固之自叙称述者,岂亦谓有所本欤?

  陈氏曰:汉尚书郎扶风班固孟坚撰。唐秘书监京兆颜师古注。本传称字籀,恐当名籀,而以字行也。固父徐令彪叔皮,以司马氏《史记》太初以后阙而不录,故作后传数十篇。固以所续未详,探撰前记,缀集所闻,以为《汉书》。起高祖,终孝平王莽之诛,二百三十年,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凡百篇,自永平受诏,至建初中乃成。按《班昭传》云,八表并《天文志》未竟而卒,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。今《中兴书目》以为章帝时,非也。固坐窦宪死永元初,不在章帝时。师古以太子承干之命,总先儒注解,服虔,应劭而下二十余人,删繁补略,裁以己说,遂成一家。世号杜征南、颜监为《左氏班史》忠臣。

  李方叔《师友谈记》曰:《左氏传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,其书止十九万言。

  太史公《史记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,三千余年,止七十万言。而班固《汉书》十二帝二百三十年,乃一百万言。虽称良史善叙事,至於案牍之文,卑陋之事,悉皆载之,其失《春秋》之旨远矣!《春秋》盖万言而已。  夹氵祭郑氏曰:班固浮华之士,全无学术,专事剽窃。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,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。倘臣邻皆如此,则顾问何取焉?及诸儒各有所陈,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。倘臣邻皆如此,则奏议何取焉?肃宗知其浅陋,故语窦宪曰:“公爱班固而忽崔る,此叶公之好龙也。”固於当时已有定价,如此人才,将何著述?《史记》一书,功在十表,犹衣裳之有冠冕,木水之有本源。班固不通旁行,以古今人物强立等差;且谓汉绍尧运,自当继尧,非迁作《史记》厕於秦、项,此则无稽之谈也。由是断汉为书,是致周、秦不相因,古今成隔。自高祖至武帝,凡六帝之前,尽窃迁书,不以为惭;自昭帝至平帝,凡六世之后,资於贾逵、刘歆,复不以为耻。况又有曹大家终篇,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。往往出固之胸中者,《古今人表》耳。他人无此谬也!后世众史修书,道旁筑室,掠人之文,窃铃掩耳,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业如此,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,何能测其深浅?迁之於固,如龙之於猪,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,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。且善学司马迁者,莫如班彪。彪续迁书自武昭至於后汉,欲令后人之续己,如己之续迁,既无衍文,又无绝绪,世世相承,如出一手。善乎,其继志也!其书不可得而见,所可见者,元、成二帝《赞》耳。皆於本纪之外,别记所闻,可谓深入太史公之奥阃矣。凡《左氏》之有“君子曰”者,皆经之新意。《史记》之有“太史公曰”者,皆史之外事,不为褒贬也。有褒贬者,褚先生之徒杂之耳。且纪传之中,既载褒贬善恶,足为监戒,何必纪传之后更加褒贬?此乃诸生决科之文,何施於著述?殆非迁、彪之意。况谓为“赞”,岂有褒词?后之史家,或谓之论,或谓之序,或谓之撰,或谓之评,皆效班固,臣不得不剧论固也。

  又曰:颜师古解《汉书》,所以得忠臣之名者,以其尽之矣。《汉书》未经颜氏之前,凡几家,一经颜氏之后,后人不能易其说,纵有措辞易说之者,如朝月晓星,不能有其明也(详见经录《左氏传》条下)。  容斋洪氏曰:班固著《汉书》,制作之工,如《英》、《茎》、《咸》、《韶》,音节超诣,后之为史者,莫能及其仿佛。然至《后汉》中所载固之文章,断然如出两手。

  又曰:颜师古注《汉书》,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,然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。其始遇字之假借,从而释之,既云“他皆类此”,则自是以降,不烦申言。然有字义不深秘,既为之辞,而有数出,至同在一板内再见者,如《项羽》一传,伯读曰霸,至於四言之,此类繁多,不可胜数。颜自注叙例云:“至於常用可知、不涉疑昧者,众所共晓,无繁翰墨。”殆与今书相矛盾也。

  ※《后汉书》九十卷,《志》三十卷

  晁氏曰:宋范晔撰。十帝纪,八十列传。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、革希元等作注。初,晔令谢俨撰志,未成而晔伏诛,俨悉蜡以覆车。梁世,刘昭得旧本,因补注三十卷。观晔《与甥侄书》,叙其作书之意,称自古体大而思精,未有如此者。又谓诸序论笔势放纵,实天下之奇作,往往不减《过秦论》,常以此拟班氏,非但不愧之而已。其自负如此。然世多讥晔创为《皇后纪》,及采《风俗通》中王乔、《抱朴子》中左慈等诡谲事,列之於传,又赞辞佻巧,失史之体云。

  陈氏曰:按《唐·艺文志》,为后汉史者有谢承、薛莹、司马彪、刘义庆、华峤、谢沈、袁山松七家,其前又有刘珍等《东观记》,至晔乃删取众书,为一家之作。其自视甚不薄,然颇有略取前人旧文者,注中亦著其所从出。至於论后有赞,尤自以为杰思,殆无一字虚设。自今观之,几於赘矣!

  又曰:《志》三十卷,晋秘书监河内司马彪绍统撰,梁剡令平原刘昭宣乡补注。晔本书,《隋》、《唐志》皆九十七卷,今书纪、传共九十卷,盖未尝有志也。刘昭所注,乃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之八志尔。序文固云范志今阙,乃借旧志注以补之,其与范氏纪传,自别为一书。其后纪传孤行,而志不显。至本朝干兴初,判国子监孙始建议校勘,但去补亡借阙,而不著其为彪书也。《馆阁书目》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晔撰,益非是。今考章怀注所引称《续汉志》者,文与今志同,信其为彪书不疑。彪,晋宗室,高阳王睦之长子,多所注述,注《庄子》及《九州春秋》之类是也。

  《朱子语录》曰:刘昭《补志》,於冠帻车服尤详,前史所无。  水心叶氏曰:前汉虽有太史令司马迁,以为百年之,遗文古事,靡不毕集,纟由石室金匮,自成一家,然朝廷之上,本无史官可考。班固亦不过缀辑所闻为书,赖其时天下一家,风俗稍质,流传不至甚谬。要之两书之不可尽信者,亦多矣。至后汉,始有史官东观著说,前后相承。范晔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后,由有诸家旧书也。然东汉虽有著记,而当时风俗之质,则不如前汉,而所载多溢词,又胡广、蔡邕父子竟不能成书,故一代典章,终以放失。范晔类次齐整,用律精深,但见识有限,体致局弱,为可恨耳。其序论欲於班固之上增华积靡,缕贴绮绣,以就篇帙,而自谓笔势纵放,实天下之奇作。盖宋、齐以来文字,自应如此,不足怪也。

  ※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

  晁氏曰:晋陈寿撰。魏四纪、二十六列传,蜀十五列传,吴二十列传。宋文帝嫌其略,命裴松之补注,博采群说,分入书中,其多过本书数倍。王通数称寿书,细观之,实高简有法。如不言曹操本生,而载夏侯及渊於诸曹传中,则见嵩本夏侯氏之子也。高贵乡公书卒,而载司马昭之奏,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。他皆类此。但以魏为纪,而称汉、吴曰传,又改汉曰蜀,世颇讥其失。至於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,而为贬辞,求丁氏之米不获,不立仪、е传之类,亦未必然也。

  陈氏曰:寿书初成时,人称其善叙事,张华尤善之。然乞米作佳传,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,难乎免物议矣!王通谓寿有志於史,依大义而黜异端,然要为率略。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,鸠集传记,增广异闻。大抵本书固率略,而注又繁芜,要当会通裁定,以成一家,而未有奋然以为巳任者。丰、,南丰吕南公锐意为之,题其斋曰“衮斧”,书垂成而死,遂弗传。又绍兴吴兴郑知几维心尝为之,乡里前辈多称其善,而书亦不传。近永康陈亮亦颇有意焉,仅成论赞数篇,见《集》中,而书实未尝修也。

  水心叶氏曰: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;方之班固,但少文义缘饰尔,要终胜固也。近世有谓《三国志》当更修定者,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,不知寿尽取而为书矣。注之所载,皆寿书之弃余也。后生诵读不详,轻立议论,最害事。  ※《续后汉书》四十卷

  庐陵贡士萧常撰。周平园序略曰:陈寿身为蜀人,徒以仕屡见黜,父又为诸葛亮所髡,於刘氏君臣,不能无憾。著《三国志》以魏为帝,而指汉为蜀,与孙氏俱谓之“主”,设心巳偏。故凡当时袷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,皆略而弗书。方且乞米於人,欲为佳传。私意如此,史笔可知矣!其死未几,习凿齿作《汉晋春秋》,起汉光武,终晋愍帝,以蜀为正,魏为篡。谓“汉亡仅一二年,则巳为晋,炎兴之名,天实命之”,是盖公论也。然五十四卷徒见於《唐艺文志》及本朝《太平御览》之目,逮仁宗时修《崇文总目》,其书巳逸。或谓世亦有之,而未之见也。幸《晋史》载所著论千三百余言,大旨昭然。刘知几《史通》云: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。本朝欧阳修论正统而不黜魏,其宾客章望之著《明统论》非之,见於国史。近世张┉《经世纪年》,直以先主上继献帝为汉,而附魏、吴於下方,皆是物也。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史学,谓古以班固史为《汉书》,范晔史为《后汉书》,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,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,为《续后汉书》。既正其名,复择注文之善者并书之。积勤二十年,成帝纪、年表各二卷,列传十八卷,《吴载记》十一卷,《魏载记》九卷,别为音义四卷。惜乎寿疏略於前,使常不得追记英贤宪章於后,以释裴松之之遗恨也!

  右正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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